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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节
1966年的6月中旬,在期末考试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,学生们听说学校取消期末考试,别提多高兴了。那时候大家都在说:分分学生的命根,考考老师的法宝。不用考试了,这对于学生们来说,是最受欢迎的一件事。但是,老师同时宣布,大家要学习中央文件,进行思想动员,要在学校中开展文化大革命。
这可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。到底什么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呢?薛海涛在想,路其君也在想,所有的学生们都在想。
这天上午,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了《5.16通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后,薛海涛与路其君两个人拿着各自的饭盒与勺子,一边走一边聊着往食堂走去,准备吃午饭。
走着走着,路其君突然问薛海涛:“海涛,我总觉得这《5.16通知》好像有什么不一样。一听到‘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,一旦时机成熟,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,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’这句话,我总感到整个脊梁骨里都是冷飕飕的。至于吗?这到底什么是文化大革命?”
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薛海涛说:“昨天我特地查阅了《词典》。单从字面上看,‘文化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,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笼统地说,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,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,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,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。或者说,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,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、地理、风土人情、传统习俗、生活方式、文学艺术、行为规范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等,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。”
路其君听着听着,感觉越听越糊涂。说:“按照这么说,好像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,都是文化的范畴。”
“是的,这些解释太抽象。”薛海涛又说道:“其实许多学者对此也并不认可。于是,不少的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在努力,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。然而,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、令人信服的定义。”
“哈哈,看来‘文化’这个词也太文化了些。”路其君笑了。说:“对于‘革命’很好理解,我们在上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时就有解释,我现在还可以背下来。从广义上讲,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,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。从狭义上讲,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。但是,说到‘大革命’又令人费解了。这‘大革命’怎么个大发法?既然有大革命,必然就有小革命。这大大小小的又怎么个把握?看来我等的智商已经明显不够用了。”
说到这里,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。
总之,说来说去,薛海涛和路其君他们还是无法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,因为“文化”的各种表现太复杂,而对“革命”的解释则又显得太粗糙。特别是新中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,怎么还会需要“革命”?革谁的“命”呢?不要说薛海涛等众学生们不理解,就连一辈子专门“传业授道解惑”的老师们也都说不明白。并且,无论怎么说,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讲究点文化,讲究点章法。
可是,讲究点文化,讲究点章法,这仅仅是一般善良人的理解。按照当时的说法,革命是不能“温良恭俭让”的。
薛海涛他们毕竟还只是教改二,也就是相当于初二的学生,只是一个大孩子,既然上面有要求,说是: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,那么咱们就学着办呗。于是,有些爱动的同学已经取来‘真经’,说高中的学生们已经开始写“走资派”的大字报了。这对于薛海涛他们更是新鲜了,难道我们的身旁真的也睡着赫鲁晓夫那样的坏人?
到后来,薛海涛又听高中的学生们说,走资派就是校长。可是,校长不就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、遵守纪律的那个人吗?怎么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?并且,薛海涛自打入学以后根本就没见过几次校长,即使见到了也是相隔老远的,听他在台上作报告。要说写他们的大字报还真的无从下手。好在后来,连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一些普通老师也被划入“革命”的对象了,薛海涛这才知道,原来“坏人”们都长得和我们正常人一个样,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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