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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，他表示，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，自己的“孝”就有了一分；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，自己的“孝”就有了十分；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自己则为大不孝了。
有一次，曾国藩接到家书，得知四弟、六弟未得入学，怅然之余，教导弟弟：“科名有无迟早，总由前定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吾辈读书，只有两事：一者进德之事，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，以图无忝所生；一者修业之事，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，以图自卫其身。进德之事，难以尽言；至于修业以卫身，吾请言之。卫身莫大于谋食。农工商，劳力以求食者也；士，劳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禄于朝，教授于乡，或为传食之客，或为入幕之宾，皆须计其所业，足以得食而无愧。科名者，食禄之阶也，亦须计吾所业，将来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后得科名而无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穷通由天做主。予夺由人做主；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。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。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，虽有壅滞，必有通时；士果能精其业，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？即终不得科名，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。”
这些道理，曾国藩讲得明白，几个弟弟也听得明白，但生活中实行起来总是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。如曾国潢懒散，曾国荃浮躁，曾国华受不得挫折，曾国葆缺乏自制。
对此，曾国藩教导诸位弟弟。
第一，要“立志有恒”。他说：“苟能奋发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、热闹之场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。苟不能奋发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净之乡、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”
第二，要“专心致志”。他说：“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日专而已矣！谚曰‘艺多不养身’，谓不专也。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。诸弟总须力图专业。如九弟志在习字，亦不必尽庹他业。但每日习字工夫，断不可不提起精神，随时随事，皆可触悟。四弟六弟，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？若志在穷经，则须专守一经；志在作制义，则须专看一家文稿；志在作古文，则须专看一家文集。作各体诗亦然，作试帖亦然，万不可以兼营并骛，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。切嘱切嘱！千万千万！”
曾国藩十分关心弟弟们的学业，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，支持弟弟们到省城读书，并负担他们的学费。几个弟弟都到京城在曾国藩身边读书，曾国藩除了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，还为他们捐监，创造科考的条件。
不过，曾国藩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、修身齐家，先打好基础，立定根本。他要求诸位弟弟“读书不可不多，用功不可不勤，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”，看不透这层道理，即便金榜题名，成了高官显宦，“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，我家之功臣；若能看透此道理，则我钦佩之至”。
曾国藩对几位弟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，他曾说：“我生平于伦常中，惟兄弟一伦，抱愧尤深。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。”
在兄弟关系的处理上，曾国藩认为：“兄弟和，虽穷氓小户必兴；兄弟不和，虽世家宦族必败。男深知此理，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，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。”
曾国藩与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，他重视几位弟弟对自己的批评，多次说：“诸弟远隔数千里外，必须匡我之不逮，时时寄书规我之过，务使累世积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堕，庶几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颠危。诸弟能常进箴规，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。”他还说：“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，望时时切实箴规，至要至要。”
曾国藩接到曾国潢的信，看到信里批评自己“月月书信，徒以空言责弟辈。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，令堂上阅兄之书，疑弟辈粗俗庸碌，使弟辈无地可容”，就回信说“甚为切当”，“兄读之不觉汗下”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很融洽。
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培养下，几个弟弟都成为有能力、有学识的人物。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；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、族务和地方事务，成为有影响的地方人物；曾国华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湘军将领。
曾国藩不独对兄弟情谊深挚，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。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，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，在生活中总不忘接济她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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